（七）

1965年10月20日到11月30日，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召开了我国第一颗卫星论证会。会议由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主持，会议代表有120余名。赵九章报告了“我国卫星研制的总体方案（草案）；钱骥报告了第一颗卫星的本体方案（草案）；七机部、四机部的代表分别报告了运载火箭方案（草案）与地面跟踪接收系统的方案（草案）。王大珩、陈芳允等先后做了地面设计、轨道选择、地面站网布局方案设想的报告。除大会外，还按专业分小组讨论。为使全球都能听到我国卫星的声音，总体组何正华等建议卫星播放“东方红”乐音，以代替卫星无线电讯号，并与卫星遥测信号时分串行播放，还建议第一颗卫星命名为“东方红1号”。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这次论证会，对各项技术问题讨论很细，不同意见广泛探讨，集思广益。最后对卫星的结构外形（一米直径，72面近球形体结构），主要技术指标等都得到大家肯定。对这次卫星发射要求是“上得去、抓得住、听得到、看得见”。会议成果是产生了总体方案、本体方案、运载工具方案、地面系统方案四个文件。还编写了27个专题材料，共约15万字。

（八）

会议期间，周总理邀请与会代表去人大会堂看晚会。有一天，钱骥对我说：“晚上要去见总理，我的棉袄袖口破了，回家换已来不及。”我即找人给他借了一件。当时一切都注意保密，总理接见的事与会人员大都不知道，我也没有主动去问他。过了几天，钱骥才对我说了一点情况：“总理问了我的名字后，说你也姓钱呀！看来卫星也缺了不了钱呀。”总理的话一语双关，搞导弹有钱学森，搞原子弹有钱三强，现在搞卫星又有个钱骥，真是缺不了姓钱的。另一层意思是，搞卫星与搞原子弹导弹一样要花大钱。总理问钱骥要花多少钱，当时没有回答出来，因为在准备卫星方案以及论证会上都没有算过账。这次总理问了以后，我们才一项一项计算起来。国家要批准卫星工程，不知要花多少钱，怎么列预算，怎么办批准手续。这也显示出当时有些书生气，只管科技，不问花钱。

裴丽生受张劲夫委托，主持论证会，抓得非常具体及时，许多重要事都要亲自过问，每晚召集有关人员听取汇报。会议技术问题由赵九章、钱骥抓总，王大珩、陈芳允等对有关技术问题把关。裴丽生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，充分发扬技术民主。我参与会议秘书组工作，汇报会时做记录，到各小组收集情况，编写会议简报。往往是在晚上汇报会后连夜赶写，成稿后一早送会务抓总的杨刚毅修改，再送裴丽生审阅后才能正式印发。我与院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同志一起编写约有30份简报，使没有参会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也能了解会议的简要情况。

（九）

七年多以来，科技人员在西苑操场甲1号日夜工作，查阅文献资料，计算、试验、研制仪器。经历了不少挫折与失败，甚至发生过爆炸伤人事故。经济困难那几年，粮食定量少，大多吃不饱，照样日夜加班。像赵九章这样的科学家两腿还曾浮肿过，其他人的情况可以想象。大家一心为祖国搞卫星，有的就是无私奉献和爱国精神。张劲夫、裴丽生、杜润生、郁文等院领导不止一次地来这里指导工作和加油鼓励，上下齐努力，各方大协作，经过七年的辛勤劳动，才有了我国第一颗卫星设计方案，才有了搞卫星的技术基础。

在卫星方案论证会后，卫星的各分系统的研制工作有了很大进展，有了突破。卫星研制基本成功的时候，文革浩劫来临，张劲夫被夺了权，院党组垮了，基层党组织瘫痪了，西苑操场甲1号成了重灾区。有人批斗受伤，有人被斗致死。1968年10月赵九章被迫害致死。祸国殃民，天人共愤。

1969年11月，在林彪一号通令下，一周之内千里大搬家。西苑操场甲1号人去楼空，留下了人祸之后的空荡与悲凉。

邪恶得逞于一时。正义终久会战胜邪恶，这也是历史的规律。

我们党是伟大的。在十年浩劫后拨乱反正，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。如今，我国卫星事业已有日新月异地大发展。可我还是忘不了在西苑操场甲1号那段岁月的兴旺和艰辛。

作者单位：曾就职于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